韩亚峰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摘 要：基于IRF机器人数据、WIOD投入产出表、工业企业数据库及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拓展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国际工序智能化则在2008年价值链重塑前后对出口产品质量由“促进效应”转为“锁定效应”。在考虑不同指标测算方法和估计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其次，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加工贸易企业，工序智能化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且工序智能化对多样化产品出口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显著。最后，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低端锁定”效应在基础工业部门中表现更为明显；并验证了劳动雇佣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国内、国际工序智能化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性表现。研究结论对于价值链重塑背景下推进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以及促进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价值链重塑；工序智能化；出口产品质量；企业异质性

一、引 言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别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以及“逆全球化”在部分发达国家的蔓延，国际分工格局迅速变革，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正在破局，促成了以碎片化、分散化方向发展的全球价值链重塑特征（宋怡茹等，2021）。在此背景下，如何紧抓价值链重塑契机、破解发展困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转型成为当前各国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显著溢出效应和带动效应的人工智能，无疑成为各国构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吕越等，2020）。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加速了全球生产及贸易方式的深层次转变（Graetz & Michaels，2018）。对我国而言，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也是我国智能化核心竞争力重塑的过程，将依靠国外智能化技术向依靠国内智能化技术转变，在核心领域推动智能化变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战略、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技术支撑。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系列扶持政策，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指明了推进智能制造的主攻方向。2020年中央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确立了人工智能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在当前新冠疫情冲击、“逆全球化”思潮迭起、国内国际价值链加剧重塑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被寄予厚望，大力发展智能化手段成为我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负面冲击，避免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激化带来的全球生产网络“破碎”风险，同时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分工地位，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贸易创新发展为抓手推动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在市场需求拉动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成为工序智能化升级不可或缺的强力助推器。何为工序智能化，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统一定义。Grossman & Rossi（2008）、Baldwin & Robert（2010）等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国际贸易也由“货物”贸易向“工序”贸易转变。陈银飞等（2018）认为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企业依据各自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自身要素禀赋专注于某一工序并通过工序贸易实现价值增值。因此，产品内分工使国际分工从产业或产品维度进入工序维度（曹玉平，2019）。基于此，本文将“工序智能化”认定为：在价值链重塑阶段，一方面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形成本国承接产品内分工的技术优势，创造产品技术升级的智能化条件；另一方面依托国际价值链分工，深化全球市场参与度，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不断吸收和转化智能化要素生产的高质量中间贸易品，以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本国工序技术含量提升。在智能化高速发展及价值链重塑的互动过程中，企业既趋于工序智能化的转变态势，也处于错综交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那么，已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扎根”的企业，能否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分工中的智能化水平来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而缓和我国出口企业困境、实现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 如果可以，工序智能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这已然成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人工智能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然而，较少文献关注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过程中工序智能化的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究工序智能化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关系，并区分了国内、国际智能化带来的差异性影响。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1）研究视角上，探讨了工序智能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在考虑国内外市场因素的基础上，将工序智能化划分为国内工序智能化和国际工序智能化，揭示国内外工序智能化水平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不同影响。（2）指标构建上，明确了工序智能化指标的测算方法，在已有文献通常使用工业机器人数据和综合性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测度改进，为工序智能化的微观研究提供指标补充。（3）研究内容上，除了探讨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外，还深入分析了价值链重塑背景下我国工业部门发展的路径转变，并验证了劳动雇佣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性影响，为我国更好地实现工序智能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指标测度、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拓展性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探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问题，首先明确哪些因素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既有文献主要从内源与外源动力两方面考虑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一是企业自身或国内环境变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如自主创新（曲如晓和臧睿，2019）、生产率水平（许家云等，2017）、管理质量（Fan et al. ，2018）、雇佣结构（Bloom et al.，2018）等企业内部因素，或政府补贴（张洋，2017）、最低工资标准（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开发区竞争（张先锋等，2020）、产业集聚（苏丹妮等，2018）、市场分割（刘信恒，2020）等国内因素。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引致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化，如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许家云等，2017）、出口目的地技术水平（Hallak，201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Feng et al.，2017）、贸易自由化水平（陈维涛等，2018）、自由贸易协定（李仁宇等，2020）、关税削减（Amiti & Khandelwal，2013）、加入WTO（Fan et al.，2018）、FDI的溢出效应（曹毅和陈虹，2021）、对外直接投资（余静文等，2021）、全球价值链嵌入（李小平等，2021）、价值链重构（韩亚峰等，2021）等国际市场或贸易政策变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价值链碎片化和分散化发展，价值链重塑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转变国际分工模式、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袁中华，2021）。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被打破，全球竞争格局发生主要从两方面发生变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构建以国内价值链为主导的价值链分工模式，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实现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s，NVC）重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早在2006年已经开始着手本土价值链建设（Grimes & Sun，2014）。依托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通过开展国内专业化分工推动国内资源整合，提升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内生地培育出自身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国内价值链重塑是我国突破“俘获型”价值链网络进而改被动嵌入为主动拓展国际价值链的主要形式（黎峰，2017；宋怡茹等，2021）。另一方面，依托国际价值链分工，提升产业链外部安全程度，深化全球市场参与度，实现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重塑。生产技术的进步、参与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部冲击以及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导致全球生产链不断地重构与演变（刘瑞翔等，2021）。对微观企业而言，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创新主动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最终实现企业效率和效益的升级（韩亚峰等，2021）。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了工序智能化广泛应用，工序智能化逐渐成为各国争夺先进技术、增强国际市场地位的“新赛道”。既有文献表明，价值链重塑过程中工序智能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效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一些学者认为，工序智能化能够通过低技能劳动替代效应（高运胜和杨阳，2020）、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李廉水等，2020）、全球价值链分工效应（吕越等，2020）等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国内视角来看，在融入工序智能化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更替传统生产要素，降低重复生产的过程，减少人工失误，从而更加精密地控制生产流程，提高生产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最终实现技术驱动型产品质量升级（Graetz & Michaels，2018；Damioli et al.，2021）。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工序智能化是企业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延伸产品长度、深化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吕越等，2020）。罗长远和张军（2014）认为工序智能化技术能够促进跨国公司优化全球生产布局，进而提高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能力；Kee & Tang（2016）发现工序智能化促使出口企业更多地采用高增加值含量的中间产品，中间产品带来的质量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提升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产品质量。其次，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工序智能化导致的企业间市场竞争效应（Acemoglu & Restrepo，2017）、就业结构的“单极极化”效应（孙早和侯玉琳，2021）以及企业内要素错配效应（叶祥松和刘敬；2018）等可能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从国内视角来看，由于模仿和竞争效应的普遍存在，市场驱动下人工智能逐渐偏向于劳动节约型发展路径，使得人均资本大幅上升，挤占了研发资源；另外要素错配造成的过度自动化导致就业挤出效应大于生产率效应，叠加短期内的滞后效应，易产生“生产率悖论”，不利于生产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Fernald & Jones，2014；Acemoglu & Restrepo，2017）。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工序智能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外国企业在国际分工环节上的比较优势，我国跨国公司被迫“俘获”和“锁定”在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风险加大，从而不利于我国企业出口质量升级（杜宇玮和周长富，2012；戴美虹和李丽娟，2020）。因此，不仅国内工序智能化能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之紧密联系的国际工序智能化也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关于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拓展性分析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1）关于基础工业部门和高端制造业的智能化差异影响。由于行业间投入要素和产出弹性存在差异，不同行业工序智能化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也不尽相同。作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工序智能化背负着改造传统产业、强化新兴产业以及培育先进产业的重要任务（王林辉等，2022）。一方面，传统产业依靠工序智能化获取技术和设备支持，使复杂的体力任务自动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组织管理效率，倒逼传统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黄蕊等，2020）；但传统产业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新技术与劳动力技能不匹配的问题，阻碍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提升（Acemoglu & Restrepo，2017）。另一方面，以数据驱动、创新驱动、技术驱动为核心的工序智能化是当前我国培育高端生产要素，摆脱进口依赖，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型，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路径（宋怡茹等，2021）。（2）关于工序智能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渠道，分别为劳动雇佣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一是劳动雇佣效应；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工序智能化通过接手以往由一般劳动力执行的常规任务，实现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替代”（Brynjolfsson & Mitchell，2017；Bessen，2019），这种替代效应冲击往往具有鲜明的群体异质性，低技能劳动相对高技能劳动更易被机器人取代，而“劳动衍生效应”则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更多需求，由此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和雇佣结构优化，有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Autor，2015；Graetz & Michaels，2018；刘啟仁和铁瑛，2020）。二是市场竞争效应；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往往更有能力自发选择“机器换人”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而机器人产品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会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盈利能力（Acemoglu & Restrepo，2017；Graetz and Michaels，2018）。因此，工序智能化能够帮助更有效率的企业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优势，而市场份额扩张带来的国内需求和目的国需求增加进一步加速了出口国企业出口质量升级（朱小明和宋华盛, 2019）。

综上所述，在新发展格局中重塑竞争新优势，一方面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完善市场制度及提升外部技术溢出获取能力等方式，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开展国内专业化分工推动国内资源整合，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优化外部环境，深化全球市场参与度。随着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实现生产智能化和贸易信息化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趋势，也是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贸易质量的主要方向。然而鲜有文献对工序智能化在价值链重塑过程中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工序智能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重塑视角，实证探讨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对内在动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研究设计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基于 IＲF 机器人数据、WIOD 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考察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国内工序智能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国际工序智能化则在 2008 年前后对出口产品质量由“促进效应”转为“锁定效应”。在考虑不同指标测算方法和估计方法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工序智能化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多样化产品出口企业有更高的质量提升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低端锁定”效应在基础工业部门中表现更为明显，劳动雇佣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在工序智能化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中具有差异性表现。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价值链重塑背景下提升国内工序智能化水平以及促进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 1) 由于工序智能化对产品质量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工序智能化发展，制定灵活、多元的鼓励政策，激励企业有效开发和使用信息技术，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同时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充分发挥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更多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和自动化改造，为企业转型升级赋能，从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 2) 面对国际工序智能化在价值链重塑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锁定效应”，我国企业应更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借助区域价值链深化全球价值链嵌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多时空、多领域的开放合作平台，主动构建区域异质性价值链分工体系，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形成更为广泛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价值链分工向深层次、高效益发展。( 3) 与基础工业部门表现出显著低端俘获效应不同，高端制造业在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优势更为明显。因此，我国高端制造业应充分抓住双循环发展机遇，增强工序智能化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积极作用，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 4) 由于内部资源配置差异和外部环境差异导致产品质量有所差别。因此，应重视价值链重塑过程中企业的异质性特征。首先，要优化加工贸易布局，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水平，打破“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延长加工贸易在国内的价值链长度，加快提升资源与要素在贸易中的传递速度。其次，要加大研发投入及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制造业等潜力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快自主创新。此外，还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多样化出口，以多样化产品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出口贸易获利能力，提升企业在涉外贸易中分散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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