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城银行是新中国成立前沈阳一家最有影响力的民营银行之一，业务遍及东三省。

志城银行源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山西太谷县曹家先后在沈阳开设的5家钱庄，1933年，这5家钱庄合并、组成志城银行。1935年，志城银行开业，取意“众志成城”。

巩天民是志城银行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42年后志城银行又与奉天实业银行合并，仍沿袭志城银行名号，下属由5家分行扩展到12家，外地有鞍山、抚顺、新京（长春）、赤峰分行。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停业近一年的志城银行重新开业。

一

笔者是1995年底调入人行沈阳市分行任副行长的。第一次目睹巩天民先生的照片及文字资料，是2019年8月在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管部的“行史馆”。馆内展示了他以志城银行总经理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秘密工作的传奇生涯。不久，又有爱好文物收藏的朋友送给我两张20世纪40年代志城银行汇票原件，我格外珍惜。

1984年10月，巩天民病逝，终年78岁。周总理曾指出：“巩天民是20年代的老党员，负有党交给的重要使命，他以‘资本家’的身份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敌斗争前沿，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1991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五十辑），收入了巩天民传记：“巩天民是1925年奉天（沈阳）建立中共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一直以沈阳金融界名流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96年，地方大型史志《辽宁省志·金融志》出版。但是，在志城银行词条下，未提巩天民共产党员的身份。只留有一行文字：“民国36年（1947年），总经理巩天民和郭尊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有牵连被捕入狱”。

“白头到老共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回望巩天民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潜伏生涯，我不胜感慨。

二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代，动荡与觉醒共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巩天民选择了共产党。

1925年夏，李大钊派共产党员任国桢到东北开展工作。同年9月，巩天民和高子升、郭尊三、吴竹邨等人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正式组成了奉天党团支部。

巩天民入党后一直在潜伏。隐蔽潜伏虽然不见硝烟，却是更具战略意义上的较量。

他的谍战生涯中有两件事，可谓永载史册，功不可没。

一件事是巩天民等9位沈阳的知识分子，秘密组成“揭露真相爱国小组”，收集日本侵华罪证“TRUTH”（真相），并成功递交国际联盟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后，在当时的民国政府代表要求下，国际联盟组织派出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真相。得知这一消息，以巩天民为代表的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揭露真相爱国小组”(人称沈阳“九君子”)，在白色恐怖中，冒死行动了48天，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一份400多页、图文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医学教授张查理夫人还特意为文件赶做一个蓝缎子封皮，绣上英文：“TRUTH”。

文件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在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中，“九君子”写道：“我们冒险向你们提交或是亲自目睹的事实，或是第一手信息，或是有充分证据的事实……在图像册中展现的某些证据，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得到的”。

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才有法律效应。“九君子”毫不犹豫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真实名字。

1932年4月21日，经过精心谋划，冲破层层险阻，“TRUTH”终于通过在法库县传教的爱尔兰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交到调查团长李顿手中。奥尼尔接到“九君子”文件时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1933年2月24日，国联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这份报告成为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对“九一八事变”做出的定性。尽管国联调查团代表各帝国主义利益，具有偏袒日本的倾向，但在铁证面前，也不得不说：“日方逐步以武力占据东三省使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及最后‘满洲’境内一切重要城市，脱离中国之统治”，“‘满洲国’不是东北人们的民族自决”，“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第二件事是巩天民与他的情报小组及时、快速、准确提供了“日军中将山下奉文奉命南下”的情报。

1941年6月22日，德军以300万兵力、3400辆坦克，对苏联发动闪电战。面对日军在远东屯兵的部署，为防御日军与德军形成夹击合围的局势，斯大林为是否从西伯利亚调兵回援莫斯科一事踌躇不决。此刻，摸清日军南下还是北上，尤其是高级指挥官的动向无形间成为决断的重要依据。

1941年秋，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接到上级密电，要求一周内摸清日军中将山下奉文的去向。任务很快转到志城银行，地下党员张为先和巩天民把这项任务交给“潜伏”在伪满洲国总理府的张绍纪。接到任务后，张绍纪以学习为名，每天到父亲张景惠的办公室，努力获取情报，他做出判断：日本为了夺取战略资源，部队南下同英美开战，西伯利亚暂时不会受到日军威胁。这一情报与苏联特工佐尔格从东京发回的“日本御前会议暂缓与苏开战”的决策相呼应。由此，斯大林果断调兵驰援莫斯科，打响了莫斯科保卫战，这一战的胜利扭转了欧洲战局。后有人评论，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情报，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乃至加速二战的结束，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巩天民曾两次身陷囹圄。

一次是1935年10月，因“TRUTH”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真相，“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全部被捕。日本人认定巩天民是“要犯”，严刑拷打，但他硬是咬紧牙关，未吐露半点真情，被关押49天后，保释出狱。

另一次是1947年12月，沈阳解放前夜，被国民党逮捕的一地下党员供出了巩天民、郭尊三等十一人。在狱中，巩天民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坚持斗争，并协助一狱友成功越狱。在蒋介石亲自审办的一宗“中共北方情报网”案中因牵涉到巩天民，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批示“此案为重案”，准备将巩天民送南京处理。后来，由于解放军兵临城下并迅速解放沈阳，巩天民和郭尊三才得以获救出狱。

三

巩天民凭借自身在沈阳银行业及实业界的威望，以志城银行董事、总经理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上流阶层，在不同时期与敌人进行斗争，彰显了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票号和钱庄濒临倒闭，贷款收不回来，向官银号借的钱要偿还，经营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伪满中央银行”挤压民族资本，颁布《私营银行法》，规定在沈阳从事银行业务至少需要40万元资金，这远远超出了单家票号或钱庄的自有资本，其意在通过“合法”外衣取缔银号和钱庄，扼杀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谋取民营银行的生存，1935年1月山西曹家的5家钱庄合并，聘请巩天民担任经理。由于当时对外债权债务没得到有效解决，加之巩天民因“九君子事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志城银行在巩天民释放后的1936年1月4日正式开业。

巩天民精通银行业务，加之其良好的人脉关系，志城银行初创时期就展现了良好的稳健性，及时快速地处理好5家票号和并前的债权债务，及时办理汇兑业务查询查复，深受老百姓信赖，也得到了同业襄助，原定5年还清的债务，仅用1年便还清了。曹家5家票号在合并前共拖欠旧债92万元，经过巩天民多次呼吁、协调，志城银行向伪满政府财政部申请债务减免，向奉天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奉天交通银行协商了债务继承与暂缓。1935年志城银行放款利息收入22389.52元，手续费收入355.67元，房地租6025.80元，业务开支26382.12元，仍盈利448.03元，成为私营银行中的翘楚。

1942年，抗日战争转入到相持阶段。为进一步垄断东北经济，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更多资源，日伪政府提出“强化整备”措施，限定银行总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元方可成立银行，其目的是要控制民营银行。为了保存民族资本不被日伪政府蚕食，支持举步维艰的民族经济，志城银行与奉天实业银行合并，自有资金达到1200万元。由于志城银行稳健的经营基础及良好的社会信用，银行合并后仍称作志城银行（简称“大志城”）。巩天民为专务董事兼总经理。

日伪政府又提出各级银行的股票必须公开发行，并可以自由交易，企图通过高价收买的方式，大量持有志城股票，进而控制志城银行。当时志城银行实有24万股，每股50元。巩天民等已看清日伪政府的阴谋，从中周旋，一直拖着不把志城银行股票投放到市场。最后，伪满中央银行经理大岛向志城银行董事长施压，志城银行只拨出1万股在股票市场交易。由于日本人持有股票太少，没有挤进志城银行董事会，其想掌控志城银行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一时期是志城银行快速发展期，在困境中，志城银行大力支持了沈阳及东北地区毛皮、食品加工、陶瓷、酒厂等一大批民营工商企业。志城银行自身分支机构也在市内及外埠增设至12家，从业人员近300人，业务量列东北民营银行之首。

更为重要的是，巩天民以银行家为掩护，在周围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及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东北情报网（也称“志城银行情报组”）领导机关就设在志城银行二楼。巩天民在发展抗日组织、营救爱国人士、资助义勇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获取了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战略性情报。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收到东北情报工作报告时曾说：“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四

向死而生，巩天民是幸运的。他看到了霞光中升起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巩天民作为全国工商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和第一届代表会议。9月30日晚，政协代表随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起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初，他应邀赴京参加统一财经工作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决定把东北和关内货币统一起来。会后毛主席设家宴招待陈云、薄一波及南汉宸、巩天民等人。

1956年，巩天民以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1957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他也是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激情燃烧的岁月，巩天民以百倍的精力与热情积极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他要用更大的成绩告慰那些在隐蔽战线上牺牲的同志们。

在抗美援朝中，他组织动员沈阳广大私营工商业主踊跃捐款，购买了40架飞机送到朝鲜战场。他把自己应得的银行股金分红及利息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两次以沈阳分团副团长身份赴朝慰问“最可爱的人”。

1956年，他以副团长身份随同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他怀有乐观心态，在家书中表示要“好好多活几年，多看看社会主义祖国到1980年、到2000年时的胜景。多看看孩子们、孙子们的成长及他们对党、对国家的贡献”。

人民是不会忘记民族英雄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宁安全局“隐蔽战线展览室”、人行沈阳分行营管部“行史馆”、辽宁省工商银行南站支行（原志城银行旧址）都设有巩天民的事迹专题展，再现了为党“负有重要使命”的他走过的谍战之路。

缅怀巩天民的革命生涯，犹如翻阅一部大书。身边同事无不感叹：巩先生献身革命，忍辱负重，生死度外，功勋显赫，他用生命全程践行自己“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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