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新经济意味着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机遇，也意味着现实与未来不确定性加强。大到国际和国家，小到组织和个人，由第三方智库提供针对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在成为现代经济治理的一种新常态。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智力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新型智库建设”写在第三十四章“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二节，可见智库事业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性。

智库和大学承载了人的知识和智慧的集体象征，是高端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型智库建设为契机，更加开放地汇聚更多领域的合力，促进人力资本主导下的人才、技术、知识、数据、信息等各种创新要素重新组合，提高我国新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层次。

从传统智囊到现代智库

尽管智库在西方已受到视若国之重器的高规格待遇，如今又在中国成为时髦话题，但要深究起来，谁能准确地回答：智库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智库是武器。因为智库又叫“思想库”，其英文Think Tank直译即“思想坦克”。将一种组织形态，比作坦克一样的重量级军事装备，智库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有人说，智库是工厂。这个说法出自弗兰克·科尔博莫，他将智库定义为一个“思想工厂”。由他创办的兰德公司，就是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工厂”，在国际上声名远播。

智库也被视为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又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并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其实，站在历史长河来看，智库是近代才有的新鲜事物。最早的智库，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发展较快，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政府“外脑”。

在中国，过去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类似机构或个人，通常是带有人格依附色彩的“智囊”，古时亦称谋士、策士、幕僚、军师或翰林。智囊们多为足智多谋之士，其形象经过千百年来文学加工，甚至被演绎为一副神机妙算的牛鼻子老道模样。

史上的著名智囊，既有为社稷民生直言规劝的铮铮铁骨，如魏征、海瑞；也有雄才大略的肱股，如秦汉之交的张良、韩信，三国蜀汉的诸葛亮，北宋初年的赵普，明初的刘基等，凭借自身高超的战略战术才能，运筹帷幄，出将入相，谱写了一部东方帝国的智囊史诗。

时代风云突变。金戈铁马与硝烟一同散去，那些汇聚天下名望的帝师、王佐们终究成为历史天空的星辰。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模仿的过程。具体说，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学习，到清末立宪及民国“以俄为师”的制度模仿。那种认为中国近代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说法有所偏颇。

而且这种对海外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可以说涵盖了当时各国主要的制度形态，包括日本立宪模式、美国民主模式以及苏联集权模式。于此过程中，在美国也才新生不久的智库形态，并没有很快地随之引入。

当时已有的是官方智囊团。尽管有史料称“民国时期，教育社团是政府之外一支重要的教育改革力量，具有民间教育智库的作用”，但其形成的气候和产生的影响如何，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评价。

中国自百年前开始被动卷入世界潮流，四十多年前又主动踏上融入全球化的不归之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这个国家不可回避的最大主题。

时代巨轮滚滚向前，途中却并不全然是风平浪静，也可能遇到难以预见的激流险滩或是惊涛骇浪，总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要处理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诸多难题，就需要在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心态下引入现代智库机制，通过思想的竞争，丰富公共政策意见市场，形成一个活力四射的知识社会。

在当今全球新经济浪潮下，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不变承诺与不懈追求，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智库承担起崭新的任务，并成为国家治理的众多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中国，现代智库逐渐扮演其资政启民之角色，亦为大势所至。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建设以人力资本为主导、与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智库已迫在眉睫。

新型智库承载创新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智库建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抓好中国新型智库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该《意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号角由此吹响。

新型智库的“新”之关键，主要在于位势的变化，机制的变化，功能的变化，价值的变化，格局的变化。

1. 新位势

有学者认为，智库贵在独立，应当说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当然，比强调独立更恰当的是保持中立。

中立更接近“第三方”的内涵，指向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突出智库追求公共利益的夙愿。另外，这样更能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智库形式都容纳进去，因为不少智库由于生存之需，与外在利益全然切割以保独立亦不现实。

基于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属性，智库既可以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研究机构，即官方智库，也可以是不具有政府背景或具有准政府背景的私营研究机构，即民间智库；既可以是营利性研究机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机构。因此从鼓励生态多样性的角度，新型智库的位势贵在中立。

2. 新机制

智库同样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尤其是过去基于信息资源优势的官方智库，以及依托大学人才智力资源的高校智库。

有些“国家队”和“高校军”往往基础较好，影响力也较大，但囿于体制机制而遇发展瓶颈，在国际智库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亦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转型。

因此，对当中一些初步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智库进行现代化改造，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改造的核心，就是通过机制的变化，使之成为市场主体。

此外，民间智库的设立应逐渐去门槛化，并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扶持智库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生存与成长。

3. 新功能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2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称，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

关于新型智库功能，该中心主任王荣华总结为“战略政策的储备库、社会大众的指南针、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亦有智库专家归纳为“资政、启民、伐谋、孕才”。

应该说对此大家表述不同却殊途同归，都充分肯定了现代智库在“政”、“民”、“利”、“才”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4. 新价值

新价值的产生，有赖于新机制的运行和新功能的实现。

用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话来说，“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除了“智库外交”，他认为，新型智库的价值将贯穿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从设置重要政策议程、形成完整政策方案、引导社会政策讨论，到及时的决策支持以及政策实施向社会作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再到对重大改革、政策方案的第三方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论证和评估”。

同时，新型智库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提供交流平台，并形成人才“旋转门”。

5. 新格局

思想土壤一旦有效催化，知识社会格局就会自动自发打开，从而形成星罗密布的智库网络。

如果把智库世界比喻成热带雨林，这雨林中就会生长和并存各种形状、种类各异的植物，有乔木，也有灌木，当然也有苔藓，甚至还会有些可能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但它们丰富而唇齿相依。

因此，智库应该是官、产、学、研并存于世，官方、高校、民间竞合而生，大、中、小智库林立，谁也不独行江湖或一枝独秀。

同时智库关注的问题也在逐渐走向全覆盖，研究重点全球、中国、地方、企业等一应俱全，不留死角。

新型智库的双重角色

新经济是以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新型智库则具备双重角色：

作为新经济业态即新兴行业之一的新型智库。在这个角色上，新型智库与智能制造、科技金融、大健康产业、电子商务等各个新兴行业具有共同属性，尽管其人力资本构成及层次与其他商业性业态有着一定差异；

作为新经济及新兴行业智力支持力量的新型智库。在这个角色上，新型智库与其他新兴行业是服务和协同的关系，此时，作为新型智库人力资本载体的专家学者虽不是其他新兴行业的工作人员，并不反映为这些行业的内部人力资本，但他们作为后者的服务方，实际可以视为其他新兴行业的外部人力资本。

该双重角色，决定了新型智库需要内外兼修，在做好智库内部机制改革创新的同时帮助外界尤其是为新经济及新兴行业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新型智库与高等院校一道，作为高端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作为知识和智慧的集体象征，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显得越发重要。

立足新位势，培育新机制，发挥新功能，彰显新价值，成就新格局，正是新型智库承载的多重创新使命。

责编:刘安琪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