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在5月2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7月21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更进一步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双循环”提出的背景：为什么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治国方略的提出绝非偶然，是中央基于当前更加严峻且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判断，是由不期而遇的各种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今年10月将召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将讨论并通过“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双循环”很可能会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重要的新发展战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我认为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初步得以确认，但后续复苏的可持续性尚不乐观。一季度-6.8%，二季度3.2%，上半年GDP增速同比微降1.6%，国民经济运行持续改善，初步走出了探底反弹的“V”型复苏走势。疫情期间，对经济增长起主要拉动作用的是资本形成总额，而最终消费支出则有较大的负贡献。但是，鉴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和全球经济仍然深陷巨大衰退泥潭，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形势并不明朗，后续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仍较为严峻，并有诸多不确定性。同时，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从超过60%快速回落至目前的30%左右，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维持在3%附近，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外需对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

另一方面，从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实基础来看，作为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我国具有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客观条件，内在地具有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且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具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人均1万美元的GDP的基本国情。总体而言，我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形成了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的要求。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截止8月底，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300万，死亡病例超过18万。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发达国家GDP将下降8%左右，全球经济下降5%左右，全球需求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甚至更晚。受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疫情也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迁移和重构，加大了人们对“去全球化”的担忧。因此，我国当前和未来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大循环受阻的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中美战略博弈与摩擦日益加剧。中美两国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全球市场、金融、信息、地缘政治等全方位的长期竞争和博弈已经全面开始，并将愈演愈烈，且将既聚焦于长期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也包括短期商业利益（贸易、科技、金融）。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在激怒中国的同时遏制中国。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可谓步步紧逼、不断加码：从贸易战、中兴、华为事件、越来越长的实体清单，到今年的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制裁香港、升级对台湾的“支持”、强买抖音国际版、宣布“清洁网络”五大行动，直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突然限时关闭休斯敦领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中国崛起的代表性力量高科技企业，从而恶化中国发展的环境、加大中国发展的成本。

四是中长期面临转型发展等诸多难题。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中长期转型与发展还面临几个突出的困难与挑战：一是经济结构仍有缺陷，经济整体大而不强，高端产业少而弱，核心科技不掌握、创新能力不足；二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房价过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三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生态环保问题仍较为突出；四是传统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逐渐消退，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具有中长期特点，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五是中国经济对债务的依赖愈发严重，企业、政府及居民三大部门去杠杆任重道远，国有企业则是重中之重；六是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日趋严重，未富先老、高龄少子同时出现。

总之，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国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也在逐月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就是一条顺畅的复苏之路。我们面对的形势不仅仅是复杂严峻、中长期的，关键在于“不确定”。所谓中长期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疫情态势，还包括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外部政治环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开始的经贸冲突迅速扩展到现在的科技、金融、地缘等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复苏道路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反复重申应对的“药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背后的清晰逻辑链条是：基于大变局，面向中长期，立足持久战，形成“双循环”，既要解决内需循环不畅的问题，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和自主创新解决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看作是对中央近年来多次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式回应和全面应对之策，也是应对中美在科技、经贸领域局部“脱钩”压力的核心之举。

二、“双循环”的内涵：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1．“双循环”的内涵：是什么

第一，立足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包含需求，但不简单等于需求。经济循环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这是构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桥梁连接机制，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不但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而且要通过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加强流通体系，联通生产端与消费端，促进国内大循环良性运转。

同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优先考虑提振国内需求和开发国内技术，持续做大国内市场规模，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提升国内技术和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所谓“国内大循环”，通俗地说就是：短期靠消费，长期靠创新；穷人国家补，富人国内花；科技要突破，进口要替代。

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先后深度融入东亚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稳步提升。从全球价值的循环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是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关键节点。我国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商品以最终产品为主，而出口的商品以中间产品为主；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分工则正好相反。迄今为止，全球1/3到2/3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尽管提振内需是很重要的发展环节，但如果“国内大循环”只是“扩大内需”，那么结果未必会明显，甚至可能揠苗助长。所以中国除了坚持扩大内需，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外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循环，将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

第三，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着国际上逆全球化趋势增强和疫情负面影响加剧，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都显露出产供销脱节、上下游不同步等问题，体现出世界生产体系的不安全性、不稳定性、脆弱性。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潜力，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进一步巩固我国已有的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等社会生产力的增进。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对于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等更为重要，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关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的转型时期，这一阶段，需要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进一步嵌入全球产业链，加强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效率提升。中国不能走向完全内循环，这既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硬“脱钩”乃至热战风险的要求。外循环可以促进内循环，中国还需要引进更多国际资本、人才和技术，以提升自身技术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外循环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绑定，是进一步推动新全球化、避免硬“脱钩”和冷热战，从而创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

概括而言，从国际循环的视角来看，“双循环”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国内大循环处在主体地位，是国际循环的基础和保证，是在外循环不畅的环境下的自我巩固提升和修炼内功，是一个旨在解决经济安全的体系；其次，国际循环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第三，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实现更加强劲和可持续的发展。总之，“双循环”是一种在“去全球化”和中美“脱钩”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兼具被动防御与主动进攻的综合体系，是“被动应对”+“主动谋划”的综合举措。

2．对“双循环”的几个误解：不是什么

第一，“双循环”不意味着主动“脱钩”、闭关锁国、封闭运行、经济内卷化，更不意味着一味只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主创新、排斥开放、闭门造车、举国体制的泛化、百业追求全面自主化。要警惕人们过度鼓吹经济内循环，认为关起门来也能发展的很好，如果完全“内循环”，产能过剩迟早会愈演愈烈，中国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吃过大亏的。

第二，“国内大循环”并不简单等于“扩大内需”。“国内大循环”与扩大内需有根本的不同。扩大内需是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软时，最常用的应对方法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部的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消化过剩产能，从而避免经济衰退以及系统性风险。因此，扩大内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何况，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搞大水漫灌、加杠杆和强刺激。壮大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内需。

同时，从效率角度分析，由于非贸易部门（国内部门：房地产、石油石化、非银金融、电力及公用事业、煤炭、银行等制度性垄断行业）的生产率通常低于贸易部门（出口部门：电子元器件、家电、计算机、制药、通讯设备、医疗器械等高科技或优秀制造企业），因此如果将“内循环”仅仅理解为依靠内需、封闭起来运行，它对中国经济的真正打击并不只是损失多少个百分点的外需和GDP，而是丧失了一个提升循环质量和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

第三，“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如果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经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体系，在中美摩擦加剧、全球化进入低潮期和一些国家试图推动“去中国化”的背景下，我国就是放弃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也能够完全依靠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也是十分有害的。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即便是扩大内需，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试点、自由港建设，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提出“六稳（其中就有稳外贸、稳外资）”等，无不体现出我国一直在为“外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国内经济大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参与国际循环遇到一些阻力和挑战，并不意味着国际循环重要性的下降。那种认为国内大循环可以封闭运行的观点，事实上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助推经济“脱钩”作用，从根本上讲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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