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荣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

图一，位于泰康路上的田子坊

正如中国的电影缺的不是故事，而是哲学一样，中国的舆论场缺的不是感性的激情，而是理性的思辩。

在我心目中的田子坊是我国都市旧区改造的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新天地”，其“新”既体现在旧城改造模式从传统发展走向科学发展，又体现在改造主体从房地产开发商走向都市知识型产业的业主，还体现在改造目标从货币效益最大化走向综合效益最大化。它的行为逻辑顺应了时代潮流，追求的是城市资源的可持续配置，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中心城区街坊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化。更为可贵的是，20年来制度变迁的风雨历程中，还隐含了我国各方力量对公共权力结构优化的博弈。

因此，我坚定地认为，上海田子坊的价值在于具有时代标本的意义，其成功得益于原卢湾区政府职能和权力清单的清理和重组，其生命力在于创意产业功能在园区的正确定位。联合国之所以会向世界推荐田子坊，其依据是复旦大学于海教授对田子坊研究的评价：“田子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从体制内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大胆质疑，是一种有效兼顾城市文脉延续、都市产业创新、居民权益保障和社会公正维护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成功实践。”

田子坊作为产业园区，其定位初衷绝非那些先后消声匿迹的华亭路服饰市场和襄阳南路服饰市场堪比。在田子坊鼎盛时期，每年1450万人的客流，平均每天进出高达4万之众，白天平均每小时3000～4000人的流量表明，园区为市场主体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商品交易的物理空间，而且是一个具有相对有效性的市场环境。应当讲，当时的田子坊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政策环境设计的创意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是在政府支付了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成本之后，构筑的以主导产业为引领的产业组织形式。这是上海，乃至全国所有缺失长远发展定位设计的小商品集市，所难以比肩的。

图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里夫女士一行考察田子坊

园区发展的定位并不是人为臆断的结果，而是经济逻辑倒逼街区资源结构优化配置后的产物。何谓经济逻辑？简单说来就是，地区生产结构必须与资源储备结构相适应。上海中心城区的内在经济逻辑决定，其产业选择必须顺应人多地少的资源结构。这一倒逼机制唤醒了田子坊产业园区的创意者和政府决策者：区属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瓶颈是传统生产结构(占地多而吸劳少)与资源结构(闲人多而剩地少)之间的冲突，它必须通过特殊的产业平台的构建去消解，而其最佳途径是优化街巷资源配置结构，力求产业定位方向从高耗高排的产业特征，转向低耗低排的以配置人力资源为主的产业特征上来，即：培育都市知识型产业一一文创产业。

因此，以文创产业为主体，是园区发展定位的不二选择。换言之，是街巷经济的转型赋予了田子坊产业定位的政策资源，又是经济转型创新了田子坊资源配置机制，还是经济转型优化了田子坊旧区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既然田子坊是经济转型的产物，那么，当前它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必是经济转型过程的衍生物，其克服和解决的路径离不开经济转型这个主题，印证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之说。

只要细观田子坊的成功实践不难发现，其背后是基于经济转型需要，而设计的系列基层民主制度有益尝试的结果。其中包括：一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评议制度；二是公共利益的民主协商议事制度；三是公共服务建设的听证制度；四是居民利益的诉求与表达制度；五是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互动的制度。

基于上述制度安排的保障，田子坊多次开启了引领国内、市内的“破冰之旅”：一是建成全国第一家自筹经费无政府投资建设的创意产业园；二是开辟了全市第一家利用废旧厂房发展创意产业的新路径：三是建成全市第一个城区改造开发与历史建筑保护并行不悖的示范区；四是催生了全国第一个由创意企业自发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五是在我国内地首次提出了“创意产业”概念并进行系列理论研究；六是在全国首次提出“街巷经济”概念和城市“软改造”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图三， 本文作者的著述《解读田子坊》 

诚如郑时龄院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泰康路：按到了时代的脉搏》一文所指出：“如果旧式建筑都拆了建高楼，还是上海吗？如果上海的里弄住宅都按照新天地的模式改造，普通老百姓住哪里？” 哲学家艾默尔也曾指出：“城市是靠记忆存在的。”这种记忆存在于两类“储存器”内：一类是建筑地标。不同历史年代的建筑及其街区，诸如上海具有开埠文化印记的南市码头群，具有殖民文化特征的外滩建筑群和具有欧陆文化风情的原法租界建筑，以及包括田子坊在内的20余种不同风格的石库门建筑，都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保护它们无异于保存城市记忆。

法国《费加罗报》曾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和天津的“小洋楼”之趁于消失，喻之为“文化自杀”。田子坊策划人郑荣发、张建君，以及资源配置高手吴梅森等组成的决策团队，之所以决计要力保田子坊内的历史建筑群，其朴素的初衷正源自上述思维的源泉。

图四， 外国游客光顾田子坊

田子坊七万余平方的土地上集聚的建筑，既有旧式里弄，又有新式里弄，还有花园住宅，建筑风格包容有折中主义的、英国文艺复兴的、现代主义的、中国传统砖木的、西班牙式的、英国城堡式的和巴洛克风格的。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结构之美，而非单体建筑那种孤芳独艳。无怪乎有人认为，田子坊若与上海武康大楼和原英国领事馆相比，逊色于海派气质；若论石库门风貌，又不及威海路上的静安别墅和陕西南路上的步高里。其实，田子坊保护和彰显的是具有博览价值和交融意义的历史建筑“村落”。留住这些地标，一定程度上留住了申城的近、现代史。

时年，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在谈到上海旧城改造时，深情地回忆起对瑞典的一次参访。他说：“当我走进瑞典斯得哥尔摩市政厅时，看到的一张百年老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它与窗外的景观竟是一模一样。” 韩市长感慨道：“别人把最优秀的建筑，原封不动地保持100年不变样，交给了子孙，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实在了不起。” 他当场嘱托田子坊同志：“当一块土地怎么改造出现分歧时，一旦拆错了，无后悔药；不拆它，总还可补救。要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会在拆与留之间作出明智选择的。” 韩正同志的理念为田子坊改造模式的定板，起到一锤定音之效。

留住城市记忆的另一种方式是社会舆论的呼唤。《田子坊会消失吗？》一文的闻世，惊醒梦中人。作者以鲜明的观点和翔实的资料，唤醒了社会层面对近乎遗忘的田子坊的重新关注，也激起了我对田子坊坎坷之旅的回顾，更会向政府决策管理层作出警示性的传导。文章作者就田子坊的存废及其未来命运，向广大读者大胆发问。它问到点子，看到软肋，点到要穴。近乎令人失望的田子坊之现状重归社会视线本身，既彰显了广大民众对中止旧城粗暴式改造的希冀，也折射出广大理论工作者对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关系正确处理的关注和思辨。

图五，联合国副祕书长胡安·克劳斯访问田子坊。

20多年来，田子坊对社会的有形贡献早已有目共睹，中共中央宣传部赋于《全国十佳文创园区》称号，为田子坊的发展方向下了定论；2017年联合国在厄瓜多尔召开的《世界人居》大会上，中国政府把田子坊作为我国唯一案例提交大会。尔后，联合国两位副秘书长胡安·克劳斯和谢里夫女士先后来田子坊参观考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省市代表团纷纷前来观摩交流，为历史见证提供了注解。尽管如此，田子坊的无形贡献并非人人皆明，因为它潜藏于鲜为人知的教训之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转变劣势的效应往往大于重复优势，这就是本文撰写的目的。我要告知人们，无数事实证明：成功只是外在的装饰，失败才是人生的财富。

有道是，好事令你得意，坏事赐你阅历。田子坊的“变味”是坏事，但当人们觉醒并重新正视它之时，自然也是明白个中道理而出现转机日。殊不知，田子坊现状的不堪，是多元因素博弈的结果，正如田子坊的诞生是多重机会系统集成的产物一样。当前特定环境之下，能左右这种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其变量决非单一，除理念、文化、市场、疫情之外，更有制度安排制约的宿命，且又与大气候背景之下营商环境的再造进度不无关系!但是，田子坊的生命力只是暂时被尘封而非永久灭失，这倒印证了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 田子坊这朵正在凋谢之花的呼号，旨在提示我们作理性的思考：

一是政府职能在城市更新发展中的定位。我国香港政府在实施旧城改造6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职能定位，已被其成功的记录所肯定。这种定位告诉世人：政府在旧城改造中贯彻的应该是低度介入的方针，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长远改造计划，确定改造时序和规模，维护各方权益，弥补市场缺陷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与之比较，田子坊街区的改造、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当地政府越俎代庖、过度干预的作为明显越位，以致市场主体结构发生扭曲、市场对称性趋于弱化。

二是非政府组织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作用的界定。田子坊商会的前身是田子坊促进会，它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的社会自律组织。但是，由于政府传统职能的惯性，导致政府派出机构仍在主导着田子坊的管理，其中反映甚烈的有如田子坊的物业管理。决策者应当明白，政府职能转变不全是一个内循环的过程，而是政府职能向体制外疏理、分解、转移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中，承载政府转移职能的载体非政府组织莫属，否则，政府传统职能不是在转变，而是在潜藏。

三是要运用经济手段管控园区主导产业经营者的成本。如前所述，由于政府干预过度，导致政府利益偏好占据了园区主导性的管理地位，进而扭曲了园区目标定位与目标管理之间的关系，错位了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社会效益的关系。入租田子坊产业园区的企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的倒置，并非园区定位之故，而是政府短期行为之责。通常说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管理区域内，田子坊可供租赁的房源与土地供给的特性具有相似性，往往是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其价格一旦上涨，就很难通过价格信号去激励供给来降低它。为此，当前政府应适时伸出“有形之手”，通过政府可控的经济杠杆，适当调整园区内物业管理企业的利润结构指标，将部分经济指标化解为社会(文化)指标进行考核，以类似于转移支付的形式去降低文创类企业的成本支出。

我赞同转型时期特定的一种历史观，即：我们的历史是还债的历史。俗语道，欠债总是要还的。殊不知，田子坊正在还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转向市场所欠的“债”，在还政府职能从领导地位转向服务地位所欠的“债”，在还政府型社会转向市民型社会所欠的“债”，在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走向集约所欠的“债”，也在还社会红利的分配重心从向政府倾斜转向民众倾斜所欠的“债”，更在还产业组织从随机分散布局转向以主导产业为引领的集群集聚的园区式布局所欠的“债”。

从此意义上评说，我有理由重申，田子坊的使命不全在上海泰康路街坊，它作为制度变迁的产物正在引领一种全新制度的重新安排。因此，田子坊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只是它在获取制度红利之前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所以，田子坊当前出现的问题，其实是其为改革成本埋单的一笔笔“应付款”，它必须靠制度持续变迁产生的收益去归还，舍此绝无它途。

图六，韩正同志视察田子坊

责编: 李震  | 总监:万军伟